打官司或解决纠纷，你会不会选择年轻律师？在选择职业时，你想不想做个意气风发的律师呢？
在你的脑海中，年轻律师的职业形象应该是这样的：西装革履、开着轿车、出入宾馆？
很抱歉！现实中，至少在苏州律师界，年轻律师背负着几乎无法承受的生存压力，公平与正义的理想似乎成了遥远的梦！
苏州的律师业号称“千人百所”：注册律师已超过1000人，律师事务所109家。据苏州律师协会统计，千人中，年轻律师占到60%，十年之后，这个群体将是撑起律师业的脊梁。
然而，一个异动现象令人忧虑。近三年来，年轻律师的数量在急剧减少，10%的年轻律师熬不过“出道”的前三年，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职业理想。许多年轻律师选择改行，传导到法学院校，则是大量毕业生从事律师的意愿降低。
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确定性，让年轻律师陷入了困窘。生存下去，是他们每天都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也是苏州整个律师行业不得不正视的话题。
万事开头难！年轻律师大幅度流失
徐其林，一个非常精干的小伙子，一年前还在律师事务所忙得风风火火，向记者介绍手头办理的案件。前几天，与记者再次相遇，他掏出了张新名片。而名片上赫然改成了某公司首席策划顾问；潘忠云，文雅又善辩的女法学硕士，上周，记者写法制报道时卡住了，向她求援“律师观点”，电话中她优雅地回了一句“这个问题么，我不适合解答了。”嘿，原来她已通过公务员考试，“晋升”到检察院工作了。
“我们这些学法律的年轻人，都在抱怨现在做律师是个苦差事。我的本科的同学有65个，现在做律师的不到10个，而硕士同学有27个，包括我在内，目前做律师的只有5个。”说起律师这个行当，27岁的曹艳梅苦笑一声。今年7月，她刚从苏州大学法学院硕士毕业，目前在苏州王顺律师事务所当律师助理。
一个巨大的反差是，天之骄子们坐穿了纷繁劳累的法学课程，从千军万马中冲过“中华第一考”司法考试，终于跨进了律师行业。这时，他们却愕然发现，自己一下子跌进了低收入和无保障阶层。
收入低、没案源、没经验、没人指导，是年轻人入行后的主要困境。他们对于社会两眼一抹黑，自己找活儿实在太难了。生存现状是残酷的，80%的市场份额被20%的资深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牢牢占据，假律师、黑律师还不断伸手来抢饭吃。为了找案源，年轻律师只能苦苦在夹缝中生存，他们成天赶场子认识人，到处散发名片。每逢法制宣传日或送法进社区进学校，他们最来劲了，忙着摆摊设点，像一批赶集的小商贩。
师兄师姐们这样惨，吓退了有志于律师行业的在校年轻人。苏州律师协会曾对法学院本科生做过一次调查，学生踏进法学院校门时，有80%的人想从事律师行业，但是到了大四，经过到律师事务所的实习，愿意当律师的也就10%了。原因何在？多数人回答是：风险大，不稳定，没有经济保障，工作成本高，自己支配的时间太少，社会地位不高。
10%，这一比例也恰巧是熬不过前三年的年轻律师流失率。“我身边的年轻人，不管是曾经本科的同学还是硕士同学，多数当公务员或者进事业单位了，要么就是去大公司，基本上不愿意做律师。”曹艳梅说，“我是一个例外，由于性格特别外向，又喜欢做案子，才选择这一行的。拿我身边的人来作例子就比较有说服力了。我的本科同学中，选择其他职业的多数结婚了，当律师的一个也没结婚。这个行业一般有三到五年的寂寞成长期，他们得为获得案源突破重围。但这三到五年，年轻人是最需要用钱的。吃饭、租房或买房、谈恋爱，收入不稳定就一切免谈！”
“剥削”何时了？律所提成制饱受争议
年轻律师活得累，除了案源少，另一重要原因是被称为“剥削”的收入提成分配制度。
律所的提成制，被业内称为“万恶的剥削制度”，这跟律师行业的特殊性相关。执业律师们各自找吃的，事务所不过是挂靠的松散组织。目前在苏州，律师手头的案源，全凭个人本事，依赖积累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所在事务所的规模大小并不搭界。对于年轻律师，执业时间短，缺乏足够的社会关系的积累，而你没有案源，不会有人大发善心分给你的。
律所采用“剥削”提成制，使年轻律师案源少的问题更显凸出。律师属于自由职业，按照<<律师法>>除非你自己开律所，否则就应该挂靠一家律所。把户落在人家合伙人开的所里，被人家收费也是两相情愿。合伙人律所采用提成制，一方面提成作为公共开支，另一方面也激励聘用律师去开拓市场。但实际操作中，提成收入超出公共开支的部分被合伙人装入腰包。于是，合伙人律所的律师分化为老板与打工者，两者存在利益对立。
年轻律师更加雪上加霜，他们最缺乏的就是案源，没有案件做就没有收入，始终处于在一种动荡中。据苏州律师协会统计，苏州多数年轻律师的年均收入在5万元以下。律师服务业市场的“二八”现象，制约了年轻律师冒尖，人才梯队上这几年呈现青黄不接和。
变革静悄悄，律所不分老板工人
引人注目的是，一场悄悄的变革已经在苏州律师界扬起硝烟。人数较多、规模较大的苏州名仁律师事务所率先启动，改革合伙律所提成制，在优待聘用律师办公条件的同时，推出了内部收入分配新机制。
名仁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建军介绍，他与其他两位合伙人杨金元律师、陈晔律师，权衡利弊，坚决实施改革，启用分配“新政”。
“新政”中，朱、杨、陈三人主动降格自己地位，从“剥削性老板”转型为公共服务者。今年10月，他们召集全所律师商议，设计了“公共发展基金”的新模式。基金总额包含该所的租金每年20多万元、办公费用、聘用行政后勤人员的工资、集体伙食费、出游聚餐等公共活动经费、教育培训请专家来讲课等“充电”费用、律师对外形象宣传和社交开支。会计初步核算下来，全所每位律师平均分摊2万多元，合伙律师与聘用律师一视同仁，每年创收扣除公共基金，挣得更多都是装进自己兜里，不用被“提成”走了。不但如此，额外的一些费用，合伙人自掏腰包。
对于年轻律师，该所推行工薪制，维持新律师一定水平的生活，也保持了新律师的职业荣誉感。该所的聘用律师一片叫好：“我们所里已经消除了“剥削”这一说。大家有了共同使命感，业务气氛非常好，欣欣向荣。”
转载于《苏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