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看电影，经常看到外国人说，有事找我的律师。目前，中国的私人律师正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接轨，做委托人的“事前诸葛亮”。
“北京某上市公司老总的二奶怀孕生子后，这位老总花500多万元买了一套房子，虽是给二奶和孩子住，但他不想把房子落在二奶身上，而是想留给孩子，让我给想想办法。”因为事先有约，话题就是“中国的私人律师”，4月13日一见面，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发旭就开始讲述他的“从业经历”：“这位老总是我的一位客户，如果换一种时髦的说法，我就是他的私人律师。”
“一起喝茶的时候，我告诉他，在这件事情上，存在两个方面的潜在风险：一是刑事上的风险，二是民事上的风险。”王发旭律师用手扶了扶眼镜对记者说，“所谓刑事上的风险，就是包二奶生孩子可能涉嫌重婚犯罪；所谓民事上的风险就是如何确保房子落在孩子身上，还不能让二奶生气。”
风险提示有了，接下来就是如何控制和化解。“刑事上的化解，我给这位老总出了两个主意，一是这事不能让大老婆知道，否则她会把二奶撵走，然后告你重婚罪，房子没了，还会蹲监狱。二是不要与二奶的家人接触。司法实践中，认定重婚罪的一些细节许多人不清楚，假如二奶当着她父母的面，称呼这位老总说‘我老公回来了’，法院就可据此认定这位老总与二奶‘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
民事上的风险控制，更显示了王律师的“高超技巧”。“我只给她讲了一个故事，说明房子落在孩子身上才是最安全的。为了让她相信，我把媒体的公开报道留给她看。最后，她也很满意。”
这篇报道就是数年前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第三者能否继承遗产案”。一个男人因肝癌晚期住院治疗，其情人俨然以一个妻子的身份守候在他的病床前，这个男人立下遗嘱，将6万元的财产赠与情人。妻子将官司打到法院，法院认为这个遗赠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德、破坏了公共秩序，赠与无效。
老板利益最大化
与不事张扬的王发旭律师相反，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大民则主张律师需要“传播”，“要让人知道”。“与普通老百姓相比，富人的欲望更大，胆子也更大。控制富人的欲望，西方有宗教，而中国最需要私人律师。”
“就像私人侦探、私人保镖、私人教练、私人医生、私人化妆师一样，私人律师也是保镖的一种，是法律上的保镖。”杨大民打着手势对记者说，“这是富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在经济转型时期，社会比较动荡，许多行为不好把握，在决策前，在一次商业行为之前，聪明的老板一定要听听私人律师的意见，这样才能避免和控制风险。”
杨律师举了一个例子。例子的主人翁是叶茂中，杨是叶的私人律师。叶茂中被称为中国广告策划界的“奇人”，有“中国广告第一人”之称。“有人（徐某）状告他侵权，我调查后发现，徐某租用了叶茂中在万达写字楼的房子开公司，租期10年，而房租不变。”杨律师把手一摆，“你再有钱也不能这样做呀，北京房价一个劲往上蹿，10年不可能就一个价。”
作为私人律师，杨万民接下来要做的不仅仅是控制和化解老板的官司，还要使老板的利益最大化。“徐某租用叶茂中的写字楼开公司，广告都打出去了，客户也都知道他这里办公，并对房子进行了豪华装修。突破口就从这里打开。”杨律师介绍说，“我要找一个法定理由把房子收回来，这对徐某来说是最致命的。”
“我到工商局、物业公司等地调查后发现，徐某将房子转租给另外两家公司办公了，而这两家公司与徐某及其公司，又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联（譬如股东关系），当初的租房合同约定，不能转租。”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杨律师很是兴奋，“我们马上到法院打官司，要求收回房子。徐某自知理亏，要求和解，我们马上提出和解条件，房子也必须一年一租，房价随行就市。”
“叶茂中现在北京财富中心46层办公，对面就是中央电视台新址。他在上海有个工业园。名人都是社会精英，自然有优秀的一面，但也有孤傲和自我膨胀的一面，他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才会找专业人士来解决。”杨律师把话锋一转说，“不过，我很欣赏叶茂中的‘传播’理念，他每月写一篇文章，每两月演讲一次，每年出一本书，让他的思想和理念传播出去。”
受“三高人群”青睐
“目前中国的富人也是一个高风险的人群，除了媒体和舆论盯着他们，还有法律也盯着他们，政府也盯着他们，包括黑社会也盯着他们。”杨大民律师分析说，“高收入、高知名度，也就意味着高风险。目前，‘三高人群’是私人律师服务的主要对象。”
杨律师举例说，演艺界富婆刘晓庆偷税案闹得沸沸扬扬，她在秦城监狱关押一年后被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不起诉”，而其聘请的总经理靖军，却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整个社会对富人、名人的关注度高，有时候政府为了某一方面工作的需要，往往会拿富人、名人“开刀”，这也就是高收入、高知名度、高风险的文化背景，刘晓庆就是一个典型。当时，有这样一个大背景，国家要开展涉税犯罪专项治理，新华社曾以这样的标题发通稿——《高收入者偷税将严惩》：在迅速积聚个人财富的同时，大肆偷逃国家税款，这种逍遥于国家税法之外的“富人”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公安部门透露，一场针对涉税违法犯罪活动的专项治理行动已在全国打响（破案4万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万余人，追缴税款192亿元）。
“刘晓庆能被不起诉，与她的几位律师不无关系，其中就有她的私人律师。”杨大民介绍说，其实早在20多年前，刘晓庆就感觉到风险了。那时，中国的律师制度刚刚恢复，北京律师陈旭就与刘晓庆签约担任刘的私人律师（那时称做法律顾问），陈旭也因此成为自律师制度恢复以来私人律师第一人。
20年前就感到财富具有重大风险的刘晓庆，最终还是体验了“一把风险”。“我做刘晓庆的私人律师，有点戏剧性。”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旭告诉记者说，“1986年，我在北京市第二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无意间看到了《文汇月刊》杂志对刘晓庆的专访，刘晓庆在专访中表露了合法权益屡次遭到侵犯的苦恼，我是刘晓庆的影迷，没想到像刘晓庆这样的名人，光鲜的背后竟有这样的苦楚。对照国外的明星，却少有这样的苦恼，因为国外每个影星都有专门的律师或者律师团队为他们提供服务。而国内的明星却只能靠一己的力量抵挡从四面八方射出来的明**暗箭。出于职业律师的敏感，我就提笔给刘晓庆写了一封建议信。半个月后，刘晓庆主动联系了我。商谈之后，刘晓庆决定聘请我作为她的私人律师。”
“一家出版社把刘晓庆的报道搜集起来出了一本书，印了40万册，而刘晓庆自己写的自传体小说《我的路》就占了很大篇幅。我给出版社交涉，希望对方能够采取理智的方式解决，闹到法庭就无法收场了。出版社马上向刘晓庆道歉并寄来了样书和稿费。”陈旭告诉记者，“正当刘晓庆事业辉煌的时候，‘刘晓庆要去法国留学’的消息经一家很有影响的媒体报道后，顿时闹得满城风雨。喜欢刘晓庆的人们开始议论纷纷，因为刘晓庆曾经公开说过‘我的艺术之根在中国’。影迷纷纷议论：刘晓庆为什么不遵守自己的诺言！我和报社交涉后，迫使对方发表公开致歉声明。”
让陈旭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刘晓庆的高度认可。刘晓庆曾给陈旭写过这样一封信：有了你，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个人的权益有了保障，让我在事业的奋进上减少了许多后顾之忧。看来，聘请律师之举是正确的，衷心地谢谢你。
“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加拿大一个2万人的小镇，几十名律师都忙不过来。”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发旭分析说，“国外的律师不是为打官司忙得不可开交，他们的工作95%是非诉业务，即使有纠纷，也是通过非诉渠道解决了。”
王律师介绍说，国外的非诉业务有两个特点，一是好做，二是业务量大，难做的是诉讼业务。这与中国正好相反，中国的律师大部分为打官司忙碌，非诉业务量少，也难做。“在美国，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是离不开律师，所以美国号称是律师治理下的国家。美国有100多万名律师，平均每250人就能分配一个。在外人看来多如牛毛、浩如烟海的美国律师，主要就是指美国的私人律师，截至2004年底，全美私人律师约有95万人。”王律师告诉记者说，美国是一个判例法国家，不管是政府机关，还是平民百姓，没有律师是无法想象的。美国的私人律师主要是处理委托人日常生活中的大宗交易、规划投资、保险策略，处理与政府、企业及其他组织的各种关系。在纠纷发生前，律师的作用是保证不出事情，是“事前诸葛亮”，难度很高，此时律师的作用也最大。“目前，中国的私人律师正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接轨，做委托人的‘事前诸葛亮’。”
“我认为，‘事前诸葛亮’的底线是刑事问题，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委托人免受刑事指控的风险。”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大民说，“要善于将刑事风险转化为民事风险，底线就是将委托人的风险控制在民事范围内。”
杨大民举例说，万里大造林、蚁力神、浙江吴英集资等案件，都在接受刑事指控，如果事先有私人律师介入，完全可以免受刑事指控，最多是一个民事纠纷。
“过去我们看电影，经常看到外国人说，有事找我的律师。”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社会利益与当事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律师还是应当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田文昌在律师界的威望很高，有“中国刑辩第一人”之称，他认为，律师不能代表正义，修订后的《律师法》（6月1日实施）将律师定位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基本与国际接轨了。“律师是追求正义的，但要通过维护委托人的利益来实现公平正义。”
田律师举例说，以前有个儿子不孝敬父母，父母将儿子告上法庭，儿子聘请了律师，在法庭上，这个律师竟然帮助父母说话，“就不想让儿子赢官司”。“律师不是正义的化身，这么简单的道理，许多人搞不清楚。我建议全国人民来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律师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转载于《方圆法治》文 本刊记者 韦洪乾 刘丽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