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农村宅基地是农村居民的住宅用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生活资料之一，起着保障农民“居者有其屋”的作用，因而其对于中国9亿农民来说，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本文讨论的就是在农民沦为被执行人，其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而只有宅基地上的房屋或者只有单纯的宅基地使用权的时候，法院能否执行以及如何执行，这就涉及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执行问题。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执行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本文只就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进行探讨。要解决宅基地使用权的执行问题，首先就必须确立一个前提：宅基地使用权可以流通，能够实现市场自由交易，否则宅基地案件根本无法执行。但是因为作为宅基地案件的标的——宅基地使用权非常特殊，我们又不得不慎重为之。在目前的情况下，很多人主张因为我国尚未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因此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一样起着基本的社会保障作用，如果许可市场化的话将会导致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从而危及整个国家的稳定。但是，经过仔细分析我们认为，这样的想法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的结果，是把农民当作智障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结果，同时也阻碍了农民财产权权能（如作为担保物权的标的）的充分实现。另外，对宅基地流转加以认可和规范，也是治理农村地下宅基地交易市场的有效措施之一。最后，分析我国法律的具体规定，我们认为我国并未****禁止宅基地的流转，并且有松动的迹象。从理论上分析，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作为流通的标的物，进行转让以实现权利人的权利。但是，由于我国法律的许多规定及政策之间相互矛盾，导致法院的执行工作无所适从，进行转让就可能导致被执行人的利益失去保障并可能触犯法律，为了不触犯法律并保证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国外的强制管理制度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良策，它可以有效地平衡债权人和被执行人的利益。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我们讨论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案件的具体执行问题，主要是就执行措施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整个文章的梳理，我们认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能够予以执行意义重大。

关键词：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民事强制执行；执行措施

    Rural residence land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of peasants, and which only conforms with the housing of rural residents，plays a role in offering protection for every peasants to have his own refuge. As a result, it has an obvious and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nine hundred million peasants in China. The contents of this essay are to discuss the situation where whether the court are able to execute and how to execute the judgment, when a peasant, as the enforced, has no property except the housing on the rural residence land or even the simple right of applying residence. This referred to the issues of the execution of the right of applying residence. The essay above just lays emphasis on the crucial points, because it involves many aspects when talking about those issues.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execution of the right of applying residence, first of all, we must establish a pre-condition: the circulation of the right of applying residence shall be allowed so that the free market trade shall come true. Otherwise, it is impossible to execute the cases with regard to the rural residence land. Nevertheless, since the right of applying residence which serves as the target of the rural residence land cases, we have to be cautious.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many hold the opinion that with an uncomplet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 the right of applying residence functions similarly to the land poverty management in keeping the basic social security. If market mechanism is int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peasants will lose their homes. And this will do harm to the stability of our nation. 

    However, after careful analysi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is idea is the creature of the ideology of the Planning Market, and also the result of treating farmers as handicapped and limited of civil action.  And it also obstructs the farmer from realizing the function of the realty right.  Moreover, to recognize and regulate on the land circulation is also one of the feasible tools for controlling the underground trade of rural residence land.  At last, the author things through the specific regulations of our country, and argues that the law never definitely prohibits the circulation of the residence land.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theory, usufruct of the residence land can be the object of the circulation.  However, because there exist many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it is very hard for the court to apply the law in the execution procedure.  Thus, to circulate the usufruct of the residence land may cause the result of losing the defendant’s right and also break of law.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author thinks that we can refer the system of compulsory management regulated in other countries’ law system, which could balance the right between the plaintiff and defendant.  In the second half the thesis, the author argues about the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specific execution cases, major in the problems of the enforcement measure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above, the author thinks it is very significant that we grant the usufruct of residence land the object of the execution.

    Key words: usufruct of rural residence land; circulation; civil enforcement; enforcement measures

 

 

                                      Written  by:  Gao De sheng

                                           Supervised by: Prof.Hu Ya qiu

目  录

    宅基地使用权能否执行涉及到一系列相关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的话，真的会导致社会动荡，也有悖于笔者倡导对宅基地使用权进行执行的初衷。笔者认为这一系列相关问题包括下面一些问题，笔者也正是基于这几个方面来解决的。首先，宅基地使用权能够顺利执行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它需要完善的农村宅基地及房屋登记制度来配合实施；其次，作为宅基地使用权案件的标的的宅基地使用权被执行后，我们该如何协调作为用益物权一方的用益物权人与作为所有权一方的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利益，对于宅基地使用权能否改变其用途；再次，我们已经从理论上论证了宅基地使用权的许多方面，我们还应该关注一下在目前的情况下，特别是注意与现行法律规定的协调，宅基地使用权的受让对象应该是哪些人，哪些主体不应该成为宅基地使用权的受让对象或者说在此过程中不能进行一定的行为。最后，从实体角度讲，宅基地使用权执行最终若能顺利执行、在不同主体之间实现流转，其关键还在于宅基地使用权执行的条件设置。那么，符合何种条件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作为执行的标的，这一问题便是宅基地使用权执行的法律制度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由于法律并未强制规定农村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应该进行登记，再加上广大农村房屋与土地数量众多和历史传统等原因，使得我国目前农村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管理混乱，很多房地产及其产权产籍归属不明。[34]没有完善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产权登记制度，一方面使得农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地保护；另一方面，这一法律缺陷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法院的执行。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农村房屋产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制度。

    1.房屋产权实行登记原则。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主体取得房屋所有权或者房屋他项权后，必须向房屋所在地的房屋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取得房屋产权证书。无论房屋权属取得方式是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都以房屋产权登记为要式法律行为，确认房屋权属归属。

    2.房屋产权与土地使用权同时登记原则。房屋作为一种不动产，它依附于土地存在。房屋可以作为私有财产归个人所有。我国土地实行国家和集体所有，个人不能取得土地所有权。因此，在进行农村房屋产权登记时，必须将房屋产权与土地使用权同时登记，使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主体权利主体一致。

    3.公示原则。农村房屋登记机关在农村房屋登记工作中应坚持公示原则，将房屋登记依据、房屋登记条件、房屋登记程序、房屋登记内容进行公示，方便社会公众知晓。将已登记的房屋产权和土地使用权情况进行整理归档，方便社会公众查阅。[35]

    房屋产权登记内容包括权利人的基本情况、房屋所有权内容、房屋的客观现状及土地使用权的情况，并附房屋及土地测绘图。权利人为单个自然人的，记载单个自然人的基本情况。权利人为多个自然人的，同时记载多个自然人的基本情况。权利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记载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名称及其法定代表人。房屋所有的形式为共有的，应明确共有的范围。特别是公共空间及设施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要予以界定。房屋的客观现状包括房屋所使用土地的宗地界线、宗地面积、房屋的座落位置、房屋结构和房屋建筑面积等。[36]

    宅基地这样一种特殊类型的物，在它上面存在着不同的权利主体，最主要的便是涉及宅基地的所有者和宅基地的使用者。那么，宅基地上承载的这两类权利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当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时，该怎样确保作为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呢？这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内容。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八条规定：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因此，农村宅基地的所有者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集体经济组织享有所有权。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通常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享有，但因为继承、赠与而获得宅基地使用权的除外。

    根据物权法的原理，在同一个物上可以存在不同类型的权利，前提是这两种权利内容不互相排斥。不以占有为权利内容的权利可以并存于同一个物上，如抵押权和用益物权。对于宅基地使用权来说，其上可以并存所有权和使用权，因为这两种权利类型没有冲突，符合物权法的理论。它们是同一物上的不同权利类型。而所谓用益物权系指权利人对他人所有物享有以使用受益为内容的物权，这一物权是所有权质的分解的结果。[37]用益物权在性质上属于他物权，它的产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资源有限的结果，所有权是用益物权产生的基础，用益物权作为他物权，是在他人所有的物上设定权利，实质上是所有权人让渡对自己物的使用价值而获得一定的对价，是对自己所有权的限制。[38]因而，用益物权人对于所有权人必然享有一定的权利，相应的也负有一定的义务。一方面，用益物权人可以直接支配所有人的物，对之可以进行使用、受益，除此之外，还可以对自己的用益物权本身进行处分。处分权能并非所有权的特有权能，用益物权也具有一定的处分权能。“就对权利的处分而言，用益物权人自然不能享有处分用益物所有权的权利，因为这种处分将从根本上导致用益物的所有人丧失对用益物的全面支配权，从而失去对用益物的利益。但是，用益物权人应当享有对用益物权的处分权能，即有权将用益物权移转给他人。因为用益物权是种非专属的财产权，通过处分用益物权可以实现用益物权人设定权利的目的。”[39]“处分权的缺失有悖于用益物权的支配权属性，会影响到物的使用权效率。” [40]另一方面，用益物权人也应该负有一定的义务，其最主要的义务便是以合于目的的方式使用该物，不得损害该物，不得因而侵害所有权人的所有权。

    宅基地所有人和宅基地使用权人也是一种建立在宅基地这一物上的所有权人与用益物权人的关系。宅基地使用权人作为用益物权人可以对宅基地进行占有、使用，在宅基地上建造住宅及其附属生活设施，也可以将其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给他人。另一方面，作为宅基地使用权人，不论是原来通过申请获得宅基地使用权的人还是后来通过继受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人，都应该以合于物的目的的方式使用宅基地，不得损毁宅基地，也不得任意改变它的用途，如用益物权人不能将宅基地用于商品房开发，其也不能将宅基地用来投资建厂，也不能用于出于农业目的的种植、养殖和畜牧之用，因为这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范畴。如果用益物权人以悖于用益物权的目的或有害于宅基地本身的方式使用宅基地，作为宅基地所有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收回宅基地使用权。

    针对当前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各地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就浙江省范围内，主要出现了以下二种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模式：温州模式与义务模式。温州模式是指凡是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民房转让的，其宅基地先由市、县政府征为国有，参照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办法办理。凡城市规划区外的，如转让双方均属农业户口且户籍同属一个县（市、区），且受让方在该县无宅基地，可保留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允许转让；如果转让双方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其宅基地先由市、县政府统一征为国有，再按照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管理办法办理。义务模式是指城区型农村的宅基地，对流转的对象、条件、方式等不加限制，只要取得产权证的都可流转；城郊型农村的宅基地，未建房子的只要权属合法并取得产权证的都可以流转，建过房子的只允许经登记的宅基地流转；纯农村的宅基地只能以抵押方式流转。[41]

    这两种模式其实质是都是将集体土地先征为国有土地，再按照国有土地相关规定办理土地流转，并没有真正解决农村宅基地的商品属性，只是在“集体建设用地必须转为国有以后才能进入二级市场流转的”现行政策框架下，解决了城郊结合部农村宅基地的流转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在流转的仍然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并且没有解决远郊农民的宅基地流转问题。这两种流转模式既对远郊农民存在明显的不公平，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这一类模式在规定集体的土地使用权包括宅基地使用权不能流转，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只能由国家得到这种做法明显是忽视农民集体土地财产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人的表现，其实质仍摆脱不了政府利用管理者职权剥夺集体土地所有者、宅基地使用权人、与民争利的计划经济时代色彩。在这种模式的流转过程中，政府往往以较低的补偿费获得土地，再以很高的出让金将土地使用权转入市场，进而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这在城郊或发达地区的农村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都知道政府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即政府在国家生活中承担什么样的职能。政府职能是政府在社会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功能，它反映了政府的实质和活动的内容。[42]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的政府必须转变职能，从传统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虽然理论界对“服务型政府”的内容没有统一的认识，但大致认为，服务型政府是以公众为导向，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突出以民为本的服务理念，明确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服务公众，为公众、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何为社会公众、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优质的服务，既是政府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也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 [43]。因此，我们认为政府不应该涉足宅基地使用权交易市场并从中谋利，而应该确保在宅基地使用权市场合法有序进行、增进农民福利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正如文章前面部分所介绍到的那样，目前理论界关于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主要有三种观点：即禁止转让观、有条件转让观和自由转让观三种观点，与此相适应也就出现了不同的三种不同的受让对象。禁止转让观当然就不允许转让，那么也就没有人能够受让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有条件转让观出于社会安定的角度, 考虑，出现了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转让，[44]另一种主张在本县（市、区）或者本乡镇范围内转让。[45]第三种即是自由转让观，可以在社会主体当中自由转让，也是我们所认同的观点。

    禁止转让观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限制了农民行使财产权的手段，也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遭到越来越多的人批评。而有条件转让观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主流，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下面我们就对有条件转让观下的所产生的两种受让对象主张进行分析。我们首先来看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的主张。《物权法草案（三审稿）》第162条这样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经本集体同意，可以将建造的住房转让给本集体内符合宅基地使用权申请条件的农民；住房转让时，宅基地使用权一并转让。同时，该审议稿草案还增加了“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的规定。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定根本不具有操作性。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了“一户一宅”的原则，凡是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人都可以申请一份宅基地。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绝大多数成员都拥有自己的一份宅基地，没有购买另一份宅基地的需求。而对于很少一部分没有自己宅基地的农民来说，他们又同时符合了宅基地申请条件，可以通过行使自己的宅基地申请权来获得一份新的宅基地的农民。再加上农民本来就很重视宅基地和房屋新旧的心理，使得这样的规定实际上无法操作；也无助于农民财产权的价值最大化，使宅基地使用权的价值大打折扣。

    另一种观点是主张宅基地使用权的受让对象应限于本县（市、区）或者是本乡镇范围内。此种主张认识到了宅基地使用权的财产权属性以及通过财产权属性所起的生存保障作用。但是，却又害怕因为赋予财产权属性所出现的结果，害怕因为财产权流转后必然会出现社会混乱。这其实是既想还原宅基地使用权财产权属性却又害怕因财产权属性引起的后果的矛盾心理的反映。我们认为这样的担心根本就属多余，因为赋予财产权属性与行使财产权属性转让宅基地使用权会引起社会混乱这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第一，我们坚守的是“一户一宅”原则，一般情况下农民根本没有多余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以转让，但死亡等特殊情况除外。对于农民安身立命之本的宅基地及房屋，农民也不会像我们许多人自以为是地认为的那样卖掉宅基地跑到城市里去，然后沦为“流民”。第二，笔者认为规定宅基地使用权执行还必须有相关的配套制度，如宅基地使用权用途管制制度、政府监督作用等。我们说宅基地使用权只能作为生活设施，而不能转而进行房地产开发或进行农牧业种植。同时政府必须发挥自己服务型政府的作用，必须确保农民自愿转让宅基地使用权，但作为被执行人除外。第三，我国法律不允许集体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其目的主要是保护农用地（耕地）总量，防止农用地（耕地）不断减少而影响粮食安全或国计民生。[46]笔者认为，通过“一户一宅”原则、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宅基地使用权用途管制以及建立完备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法律调整机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并不会妨碍国家耕地保护计划的实施。第四，规定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在本县范围内的理由根本不充足，仅仅是为了宅基地使用权管理的方便。同时，这样规定明显违反了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法律权利平等原则。难道仅仅因为身处不同的县就导致权利的不一致，对于分处两个县境内的两县接壤处的邻居来说，这种不平等就更为明显。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宅基地使用权的受让对象应该放开，包括所有的社会主体。坚持自由转让观的基础在于肯定宅基地使用权的财产权属性。同时，恢复其财产权属性也不会出现社会混乱的局面。相反，它有助于充分发挥物的效用，有利于实现物的价值和农民权益的保护。同时，这样的规定也有助于杜绝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地下市场”，杜绝社会的混乱因素。但是，坚持自由转让观需要配套的制度支持。我们必须坚持“一户一宅”原则、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宅基地使用权用途管制以及完备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法律调整机制，并通过这些制度的协同作用来保障农民的生存权和更好的生活。

    任何美好的设想不会自动实现，法律理想更是如此。它需要人们为之不停地奋斗，正如西方的一位法学家所告诫我们的那样：为权利而斗争。在宅基地使用权执行案件中，对申请执行人而言，其权利是将符合条件的宅基地使用权纳入执行程序以满足自己的权利；对于被执行人而言，通过宅基地使用权的执行偿还了自己的债务，这显然也是他的一种权利。双方的权利内容最终就表现在宅基地使用权执行的实质条件上，那么，宅基地使用权能够予以执行的实质条件是什么？笔者认为，宅基地使用权能够执行的实质条件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单独的宅基地使用权不能成为执行的标的。《宪法, 》第10条第2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实际上是从根本法上确认了我国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的制度。而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只享有使用权。如果我们允许宅基地使用权自由转让的话，那将导致实质上在交易集体土地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宅基地使用权不同于一般他物权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的长期性。宅基地使用权是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联系在一起的，是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一种福利，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起着社会保障的作用，保障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基本的居住条件。这样就必然得出宅基地使用权应该具有长期性。在权利内容没有什么差异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再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单独执行的话，就将导致宅基地使用权与集体土地所有权无甚差异，最终严重损害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所以，单独的宅基地使用权不能成为执行的标的，即宅基地使用权只有与其上的房屋一起，才能作为执行的标的。这是对我国“房地一体主义”的贯彻，也可以避免合法继承宅基地使用权却导致违反《土地管理法》这一尴尬局面的出现。

    其次，不能损害被执行人的基本生存权。民事执行程序的目的是为了迅速实现债权人的权利，迫使债务人履行债务，因而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执行债权人和债务人地位不平等，双方的权利义务有差别。[47]虽然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与申请执行人不能处于同等地位，地位低于债权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被执行人的基本生存权不予保障。

    多数国家立法对此都有所规定。德国《民事诉讼法》第765a条规定：在充分顾及保护债权人的必要后，如果由于极其特殊的情况，强制执行的措施成为一种有违善良风俗的苛酷行为时，执行法院可以依债务人的申请将执行措施全部或一部取消，禁止或暂时停止。强制执行不得剥夺执行债务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必须为执行债务人及其家庭成员保留基本生活必需品，必须为执行债务人保留这样的机会：自力维持其本人及其供养的家属的生计，以自己的行为创造自己的生活环境。[48]台湾法上也有相应的规定，既有实体法上的规定，也有程序法上的规定。我国的法律也有相关的规定。我国民诉法第222条和第223条均规定了在法院在扣留、提取收入和查封、变卖财产时，均应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的家属保留生活必需费用和生活必需品。

    具体到农村宅基地执行案件中，我们也应该把握好二者的关系，做到既能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利，也能保障被执行人的基本生存权。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农村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可以大概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类就是被执行人通过申请或继承而取得的两份或两份以上的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第二类就是被执行人拥有一份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但面积很大并远远超过被执行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属的居住所必需；第三类是拥有一份宅基地使用权并且仅能满足被执行人及其同住亲属的生活需要。因此，人民法院在执行的时候就必须分清具体情形，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于第三类情形应裁定终结执行。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防止执行标的有限原则的滥用，严格把握所必需的居住条件标准。我们认为所谓“必需”应参考以下一些因素：第一，所谓必需的居住条件应以本地区的居住水准的中下平均值为限，而非中上平均值，以能保证被执行人及其同住亲属维持俭朴生活为标准，而非让其享受奢华居所；第二，应对被申请执行人与申请执行人的居住条件进行比较。

 

    在前面部分我们论证了宅基地使用权能否执行的问题以及与宅基地执行案件有关的问题，也即宅基地地使用权执行案件的前提问题和注意要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讨论宅基地使用权执行当中的一般程序问题。宅基地使用权案件应该注意哪些程序问题？首先，宅基地使用权执行案件应该由哪一个法院来管辖才更能体现民事执行程序的价值目标？其次，什么样的执行依据可以作为执行依据进而引发执行程序的启动；在目前的情况下，哪些宅基地可以作为执行标的？同时，作为执行的核心部分，我们就不能不关心执行机关所采取的执行措施。执行机关能够采取哪些措施，何种措施在目前的情况下最可行、能最大程度地保障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同时，我国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这是我国法律关于审判管辖和执行管辖的规定。我们认为执行管辖虽不同于审判管辖，但是可以参照审判管辖。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执行案件因为属于不动产案件，也就应该由不动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来执行。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便于执行法院进行调查，采取合适的执行措施，尽快实现债权人的正当利益，也符合民事执行程序的快速效率原则。在法律实践中，首先应该有法律规定并且法律规定应当是清楚确切的，其次有了法律规定后应当能够一体遵行。但是，实践中往往就有一些法院或者出于地方保护主义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对自己无执行管辖权的案件进行管辖。法律对执行机关的管辖范围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如果执行机关违反该规定，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外采取执行措施，该执行行为也会因执行主体存在瑕疵而不具有法律效力。我国法律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如果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而采取了民事执行行为，应属于无效的执行行为。[49]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便于案件调查、执行还是从债权债务的数额方面讲，我们认为宅基地使用权执行案件都应该由宅基地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所谓执行根据是指执行机关据以民事强制执行的各类法律文书。执行依据是民事执行最基本的要件，债权人的执行请求权，执行机关行使民事执行职权及履行民事执行职责，都是以执行依据为基础的。如果欠缺作为执行依据的法律文书而实施民事执行行为，就构成执行程序的重大瑕疵，所为的执行行为应为无效。[50]

    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可以作为执行根据的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法院制作的生效法律文书，包括民事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民事制裁决定书和支付令；经法院裁定承认其效力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确定判决书、裁定书以及国外仲裁机构作出的生效裁决书；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行政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第二类是其他机关或机构制作的且法律规定由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文书，主要有我国国内和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书和调解书；公证机构依法赋予民事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行政处罚书和行政处理决定书。[51]这就是我国目前可以作为执行根据并进而启动民事强制执行程序的一些生效法律文书。那么，是否所有的这些生效法律文书都可以作为宅基地使用权案件强制执行的根据呢？在这些法律文书中哪些作为执行根据才是合理和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这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在法院制作的生效法律文书当中，有一些是不可能作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案件执行的执行标的。民事制裁决定书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在进行民事活动过程中有违法行为，对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实施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罚款、拘留等处罚措施。[52]那么，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显然不会成为民事制裁决定书的内容，当然也不会成为执行根据。而支付令则是依据督促程序由法院制作的生效法律文书，它须是以金钱、有价证券为标的物的、明确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那么宅基地使用权当然也不会是支付令的内容，成为执行的标的。[53]由于宅基地使用权案件是属于专属管辖案件，由宅基地使用权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所以由我国法院裁定承认其效力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确定判决书、裁定书也不可以作为执行根据。由于宅基地地使用权即使流转也应当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为宜，而由外国仲裁机构所作出的生效裁决书更不可能也无权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进行裁决，因而也无法成为执行根据。所谓行政诉讼，系指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据此在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理和裁判的司法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诉讼法律关系的总和。[54]由此可见行政诉讼判决、裁定、调解书都是行政诉讼程序中生成的法律文书，它是由行政相对人针对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由人民法院作出的具有不同效力的结案文书，它们当然也就不会涉及到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问题。

    在其他机关或机构制作的且法律规定由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文书中，有些也是不能作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执行案件的执行根据的。我国《仲裁法》对仲裁机构的仲裁范围进行了相应地限定，特别规定了两类事项不能仲裁，一类是关于人身关系的纠纷不能仲裁，如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另一类是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那么，由仲裁机构作出的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生效裁决书和调解书显然就属于仲裁机构范围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执行根据。公证机构依法赋予民事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同样如此。而行政处罚指的是行政主体对于实施了违法行为，但尚未构成犯罪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剥夺或限制其一定权利的方法，加以惩戒的行为。[55]而行政处罚书则是由行政主体依据行政处罚程序作出的法律文书。行政处理决定书，则是行政主体在行政诉讼程序或者其他行政程序中作出的不涉及实体问题的效力很低的法律文书，是很不规范的法律用语，概念所指范围并不明确，因而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这样行政处罚书和行政处理决定也不会涉及到农村宅基地问题，也就不可能成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依据。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能够作为强制执行依据的主要有以下一些生效法律文书，即民事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由我国国内和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裁决书和调解书；公证机构依法赋予民事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这样一些生效法律文书。

    宅基地使用权执行案件能够最终实现还是取决于执行机关的执行措施。因而执行措施也可以说是宅基地使用权执行案件的核心。那么，在宅基地使用权执行案件当中有哪些执行措施能够取得所期望的效果、能够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债权。笔者认为关于宅基地执行的措施有如下的问题值得关注。

    执行措施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控制性措施和处分性措施。所谓控制性措施主要指的是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它们不对财产进行事实和法律上的处分，只为保证将来执行的顺利进行。而处分性措施则不同，处分性措施通过改变权利状态来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利，主要包括拍卖、变卖等措施。但在司法实践当中，因为强制执行措施引发的问题非常多，而宅基地使用权执行案件更是尚在探讨之中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探讨一下关于宅基地使用权案件执行措施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关于查封方面的问题。查封是拍卖或变卖的先决条件。对动产、不动产这类有形财产的执行，必须先经查封，查封后再依法进行拍卖或变卖，若不经查封即径予拍卖或变卖，执行程序即有重大瑕疵，当事人可提出异议。查封的前提在于确定权属，所谓查清权属也就是先查清该房屋是否为执行义务人所有，如果不是执行义务人所有，即使由执行义务人居住，也不能执行。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农村土地并未全面实行登记制度。多数情况下，我们不能通过查询登记情况来查明房屋的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那么未登记的被执行房屋的权属该如何确定？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土地使用权审批文件和其它相关文件来确定，同时结合《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来确定。我国《物权法》第30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对于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上的房屋所有权就推定为宅基地使用权人所有。但是第三人可以提出相反证据予以推翻。

    关于查封方面的问题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哪些宅基地连同其上的房屋可以查封。由于农村很大程度上一户通常就只有一处宅基地，如果执行机构采取执行措施的话，就很有可能涉及到被执行人居住所必需的房屋。一方面，有些被执行人可能只有一处宅基地及房屋，它们也仅够被执行人和其同住的亲属居住，对于这种情况执行机构当然不应该执行，因为其属于免于执行的标的的范围；另一方面，虽然有些被执行人只有一处宅基地，但是该处宅基地上盖有好几幢房子或者一幢房子分为好几层，每层有好几个房间。对于这种情况，被执行人也往往以没有必需的居住条件请求免于执行，显然不合情理，也不利于债权人利益的实现。针对类似情况，为了增强强制执行的实效，国外一些国家规定了交换查封制度。依德国民事诉讼法第811条之一的规定，所谓交换查封制度，是指对于法律规定的某些限制或禁止查封的标的物，债权人在取走该物之前，如果向债务人提交符合债务人使用目的的代偿物，或向债务人提交购置代偿物所必要的款项时，仍可予以查封；如果债权人不能及时提交代偿物的，只能在执行时卖得的价金中将购置代偿物所必要的款项提交给债务人时，才能实施查封。[56]我国也有相应的针对措施。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设定抵押的房屋的规定》第1条确定：对于被执行人所有的已经设定抵押的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并可以根据抵押权人的申请，依法拍卖、变卖或者抵债。但是申请执行人应该解决被执行人基本的居住问题。

    我国强制执行方面的法律规定，对财产权的查封是向有关管理机关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其不得办理查封财产的转移过户手续，并将相关权利证书交人民法院保管。[57]但是，由于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宅基地使用权并未实行强制登记制度，这种不予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并将产权证交人民法院保管的方法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案件并不适用。由于宅基地使用权的标的物是宅基地，在性质上属于不动产。对于这种不动产，我们就可以采用加贴封条或张贴公告或着是加贴封条加张贴公告的方式来查封，这样就满足了查封这一公权力行为的公示要求，从而有效地保障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而对于进行了登记的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则可以采取加贴封条或张贴公告或者是二者兼用，也可以采用通知有关机关不予办理产权转移手续并扣押产权证的查封方式。当然这需要加强法院与土地管理部门的联系与协调，做好法律宣传与解释工作，从而圆满地实现强制执行的目的。

    接下来是关于宅基地执行案件的变价问题。任何案件要想能够达到执行的目的最终还是要靠变价措施的落实。我国强制执行方面的法律法规确立了拍卖优先、变卖例外的原则。对于宅基地使用权这种特殊的执行标的能否拍卖不能一概而论，要分析具体的情形。笔者认为从总体上讲，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城郊型的宅基地；另一种是偏远农村的宅基地。对于第一种情形，我们认为可以适用拍卖的变价手段。理由在于城郊地区接近城市，容易受到城市的辐射，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面对多个购买请求时，当然是拍卖这一竞争性购买方式能够最大程度的实现宅基地的价值，从而达到保护执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后一种情形也就是偏远农村的宅基地，由于需求相对较小，而拍卖这种方式的佣金等必要费用又相对较高，所以很可能最终成为无益拍卖。所以我们主张对于偏远地区的农村宅基地的变价以采用简单易行的变卖方式为宜。

    对于可以拍卖的城郊宅基地案件，由谁拍卖比较合适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法院执行时，由谁充当拍卖主体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目前可以分为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法院可以作为拍卖主体，并且法院作为拍卖主体具有很大的优势；另一派主张法院不能作为拍卖主体，只能由拍卖企业进行拍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采取的就是后一种主张，即法院不能作为拍卖的主体，不能在执行中组织拍卖。笔者认为宅基地执行案件当中，法院可以作为拍卖的主体。笔者之所以这样主张的理由在于以下几点：首先，与商业机构相比，法院不具有盈利性只以公平为追求目标。那么，由中立性和公平性的法院主持拍卖，显然更有利于维护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变现是使债权得以实现的重要环节，拍卖效果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作为影响当事人利益的重要环节，当然应该是执行人员着力做好的一项工作。在法院设立拍卖场所，由执行人员主持拍卖，不但不会有失法院的尊严，反而可以在社会公众面前展示法院的公正形象。再次，拍卖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活动，绝不意味着每一次拍卖、每一笔拍卖都是专业性很强的活动。对于农村宅基地及其房屋的拍卖来说，完全是在法院的能力范围之内，完全可以交由法院执行人员来拍卖。[58]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费用问题。对于拍卖案件来说，委托人、买受人都要向拍卖机构交付一定比例的佣金以及其他必要的费用，相对于本来标的就不大的农村债务来说，由拍卖机构主持拍卖显然不是一种理想的方式。而由法院主持拍卖不需要支付佣金，同时还便利了当事人，何乐而不为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4条规定：对拟拍卖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价格评估。对于财产价值较低或者价格依照通常方法容易确定的，可以不进行评估。同时，该规定第35条规定：当事人双方及有关权利人对变卖财产的价格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价格变卖；无约定价格但有市价的，变卖价格不得低于市价；无市价但价值较大、价格不易确定的，应当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按照评估价格进行变卖。为了保证变价的公平、公正同时也是为了变价的顺利进行，笔者认为对于宅基地使用权必须进行评估，无论是城郊的宅基地还是偏远农村的宅基地，无论是拍卖还是变卖，但是执行双方协商一致不进行评估的除外。因此，评估应当由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时，可以参考以下一些因素：如宅基地的坐落位置、交通便利程度、现在建造同类房屋的成本以及房屋的新旧程度等。

    由于很多农民只有一处宅基地，所以对于变价后宅基地及其上的住宅转为他人所有的被执行人必须有一定的保障措施，不能让其流落街头。所以主张当被执行人对强制迁退房屋的裁定不服，以无法自行解决住房问题为由进行抗辩的，执行法院审查确认其抗辩理由成立时，通知申请执行人，并由申请执行人为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提供临时住房，否则，不得强制迁出。申请执行人按照当地廉租住房面积标准，为被执行人提供临时住房。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之间就新的廉租住房，形成租赁关系，由申请执行人向被执行人收取租金，此租金不可冲抵原案的执行标的额。但被执行人属于社会低保对象，且无法解决居住问题的，执行法院不应强迁。[59]通过这样的规定和执行就协调了执行当事人双方的利益，既实现了申请执行人的权利，也保障了被执行人的基本生存权。

    关于宅基地执行案件的另外一个问题便是如何过户的问题。在城市，法院执行完毕之后， 买受人就可以凭借法院的相关裁定去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但是，在农村由于未全面实行房屋登记制度，所以无法进行过户，当事人通常就是拿着法院的裁定来证明自己的权利。但是这样做存在很大的问题。买受人证明自己权利的依据非常薄弱，第三人也无法得知该项财产上的权利状况，特别是在涉及土地征用和拆迁补偿的时候，原来的权利人仍然可以凭借自己的宅基地使用权证等来证明自己是房地产的所有人，进而引起很大的纷争。不动产因为其价值大，牵涉范围广，所以必须进行登记。不动产必须进行登记，登记的权利人就推定为权利人。这也就是不动产物权的公示公信制度。公示公信制度的目的正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防止纠纷而设置的，所以不分农村还是城市，都必须进行登记。我国宅基地的有关困惑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缺乏登记制度造成的。无论从确定权属还是从保护买受人的角度我们都应该建立完善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村房屋登记制度。但是由于农民的收入低，生活困苦，对农村的宅基地必须按件收费，同时费用应该低廉，使农村居民能够接受。

    宅基地执行问题非常复杂，如果强制拍卖或变卖的话则涉及到产权过户等问题，由于我国目前法律的严格限定，事实上进行宅基地转让是违法的，虽然在理论上我们认为宅基地转让并不存在问题，再加上我国农村的房屋缺乏登记制度，由此而引发的争议非常之多。笔者认为对于农村宅基地这种特殊的执行对象可以通过另外的、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解决。通过考察，笔者认为强制管理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执行方式。

    强制管理是与强制拍卖、变卖并列的一种执行方式。强制管理是指在金钱请求权的民事执行中，执行法院选任管理人对已查封的不动产实施管理，并以管理所得收益清偿债权的一项法律制度。[60]在大陆法系的执行法中，德、意、日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将强制管理作为不动产执行的一项措施。我国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四稿）对该项制度也进行了规定。强制管理不同于强制拍卖，一般而言，强制拍卖迅速并可及时获得较大经济价值，更有利于债权人利益之保护。但是，往往因为实现了债权人利益而导致债务人陷入困境。强制管理则可以有效地协调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强制管理可保留债务人财产权，有利于其今后之生产生活，因而在实现债权人利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保护债务人的利益。

    为什么涉及宅基地的房屋可以适用强制管理？因为对于农村特别是小城镇或郊区的居民来说，通常来说只有一套宅基房。如果强制拍卖的话，那么将会导致被执行人及其抚养的家属居无其所。由于我国并未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强制拍卖被执行人的房屋之后，由于其没有住所，国家必须为其提供生活住房来维护其最起码的生存权。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执行机构并不能直接拍卖被执行人的宅基房。如果不能拍卖的话，债权人进行相关司法活动将会变得毫无意义，这样也会引导人们肆意违约，逃避债务。我们发现由于城市化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的发展，在城市郊区特别是小城镇周边居民往往拥有一套较大的房屋，居民和其亲属往往只利用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另外的部分则属于富余部分，并非生活必需。而在城市郊区和小城镇及其周围地区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多，需要大量的住房和经营用房，而居民通过出租房屋获得收入已经成为家庭经济收入的重要部分。这就为强制管理的适用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两者在这方面找到了很好的契合点。

    那么涉及宅基地使用权的房屋该如何执行？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强制管理的启动。强制管理可以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由执行机构依职权决定而启动。申请执行人作为债权人对自己的利益最为关切，通常会积极主动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申请执行机构采取各种执行措施来实现自己的债权。而执行机构则有责任实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维护法律的权威，可以采取可以实现生效法律文书内容的相关措施。第二，强制管理的前提条件。强制管理必须是对已经查封的不动产进行。如果实施强制管理就必须对需要强制执行的财产进行查封，查封是法院对一切财产采取执行措施的前提条件，是法院控制、处置被执行财产的第一步。因此，在宅基地执行中首先应当由执行机构对宅基地上的房屋进行查封。第三，管理人的选任和撤换。强制管理的关键在于管理人的选任。管理人是否称职关系到强制管理目的能否实现，管理效果的好坏取决于管理财产的增值和时间长短。因此执行机构必须从适于管理该不动产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选任一人或者数人为管理人，并发给书面凭证。赋予法人和其他组织以管理人的资格在于现代社会法人和其他组织更适应专业化的需要，同时资源也相对丰富，能够更有效率地进行管理。为了防止管理人侵吞财产或不尽管理职责，可以责令管理人提供担保。第四，管理人的职权。为了实现强制管理的目的，需要赋予管理人一定的职权。管理人可以对管理的标的进行使用、出租、出卖其孳息、获取收益。管理人履行职务时，应当接受执行机构的监督。管理人因执行职务遇有障碍或者抗拒的，可以请求执行机构予以排除。第五，受益的清偿与分配。管理人对强制管理的收益，应当在扣除管理费及其他必要费用后，及时交付申请执行人。有多数债权人参与分配的，应当将可分配的收益及时交付执行机构进行分配。

    宅基地使用权案件强制执行的意义重大，它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我们解决多方面的问题。

首先，它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使社会生活和交易秩序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而这些又有助于我国诚信社会的建立。笔者认为社会诚信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是由各个社会主体共同致力实现的，包括自然人、法人、社会其他组织特别是政府机关等各个主体的努力。但是，现今社会很多人没有诚信，恶意毁约、逃债现象屡见不鲜，而这些人的违约成本极其低廉，很少受到追究或者根本不受追究。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与我们试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平等的经济，更是法治经济和诚信经济。我们倡导建立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执行的意义也正是考虑这方面的原因。

    其次，它有利于维护司法的权威，有助于培养全社会对法律的信仰。我们都知道司法的权威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个个公正的法院判决，一个个公正的判决得到兑现。如果我们的司法只能一次次地给予广大公众以“法律白条”，那么我们的民主与法治永难实现。显然，我们所追求的民主与法治不会自己自动实现，需要各个社会主体的不懈努力。法律本身是不会去治理的，还要有人或机构去解释和遵行。“在《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一书所列举的案例中，一旦事情成为法律问题，法院就是权威，由大法官组成的联邦最高法院就是最高权威。在‘布什诉戈尔案（2000）’中，共和党候选人布什不服弗罗里达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以5票对4票的微弱多数，裁定弗罗里达州最高法院继续人工计票的决定违宪。我们在这些案例中看到的法治，是司法独立的威力，是法大于权，是法律程序重于政治结果。当然，正如本书多处揭示的，美国法律判决也会受金钱 、舆论、政治、法官个人的党派色彩和信仰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因此绝非是公正无私的。但‘布什诉戈尔案’等案例表明，美国人都认为最终接受法律判决是天经地义的，无论其公正与否。”[61]

（一）著作类

1. 房绍坤著：《物权法用益物权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2.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3. 邹川宁著：《民事强制执行基本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4.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 谭秋桂著：《民事执行原理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6. 郑永流著：《当代中国农村法律发展道路探索》，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版。

7. 毕保德著：《土地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著：《让失地农民的生活可持续》，《社会政策评论》2004年4月刊。

9. 王春光、陈雷著：《失地农民“可行”能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

10. 2001年宁波市政府《宁波市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

11. 2002年河北省政府《河北省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

12. 江平主编：《中国土地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3. 国务院办公厅1999年5月6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

14. 2004年11月2日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

15. 胡建淼主编：《行政诉讼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6 夏蔚、谭玲著：《民事强制执行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

17. 黄松有主编：《强制执行法起草与论证》（第二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8. 杨与龄编著：《强制执行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9. 马怀德著：《行政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0. 葛行军著：《民事强制执行实务专题讲解》，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1版。

21. 乡村论坛杂志社编：《农村土地权益与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1月版。

22. 刘俊著：《中国土地法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1版。

1. 李永安、赵红卫：“论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制度嬗变”，载《学习论坛 》，2004年第12期。

2. 许建苏：“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探讨”，载《河北法学》，2006年11月第24卷第11期。、

3. 刘金清、张从军：“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法律制度初探”，载《陕西农业科学》，2005年第5期。

4. 曹云清、曾红波：“试论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性质”，载《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9月第5期。

5. 魏雅华：“〈物权法〉中的农民宅基地物权”，载《律师》，2006年第11期。

6. 郭明瑞：“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立法建议”，载《法学论坛》，2007年1月第1期。

7. 姜爱林、陈海秋：“农村宅基地立法的若干热点问题研究”，载《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2月第11卷第1期。

8. 赖德华：“对农民主动办房产证的联想”，载《中国土地》，2006年第3期。

9. 张待水：“农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法律制度探析”，载《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10. 房绍坤：“论用益物权的法律属性”，载《现代法学》，第25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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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杨义芹：“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政府职能转变”，载《理论与现代化》，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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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魏盛礼：“民事制裁制度性缺陷评析”，载《河北法学》第23卷第5期。

16. 张榕、杨兴忠：“执行强制管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载《人民司法》，2004年第6期。

1.      《公共利益及公益诉讼解读》——《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2.      《证人作证问题新解》——《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3.      《“零口供”与沉默权关系之再探析》——《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4.      《对公诉机关追诉犯罪动力的探讨》——《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4期；

5.      《“轻罪提速”之思考》——《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6.      《试析我国有条件的三审终审制的确立》——《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卷；

7.      《论无罪推定与刑事强制措施之关系》——《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8.      《宅基地执行问题研究及对策》——《法制与社会》（理论版）2007年第6期。

9.      《论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完善》——《法制与社会》（理论版）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