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对正义的关注往往体现在对司法的关注上。一个社会中的重大案件往往反映着司法与民意的关系。司法应该如何面对民意，以及在司法面前民意应该如何表达，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们曾经十分强调司法工作的 “群众路线”。马锡五审判方式可以看成是司法群众路线的一个典型，其特点是，重视调查研究，尊重群众意见，方便群众，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司法彻底被民意（至少从表面上看的“民意”）压倒的情况应该是在1950年代初期的公审大会和文革时期的“群审群判”中。在1951年上海市一次对九名反****分子的公审现场，到会的有一万多人：
有1739个单位、共约637800人在收听会议实况时进行了表决，一致要求枪毙公审的九名罪犯。……当每一个罪犯被押解至会场中央时，与会代表莫不怒目切齿，喝令“跪下！”全场高呼“枪毙他！”……刘秀英控诉陈匪小毛强奸她本人及百余女工的罪行。刘秀英在控诉时，泣不成声。台下高喊：“枪毙陈小毛，为姐妹们复仇！”……公审完毕后，方行副署长当即宣布：接受各界人民的意见，将九名凶犯提请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当方副署长刚宣布毕，全场顿时响起一片掌声和欢呼声。（《全国各地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新华月报》，第四卷第一期）
在日后的“联合办案”、“群审群判”、贫下中农高等法院、严打、游街示众、公开处决、公捕公判大会等法律实践中，仍然可以找到这种“人民司法”的影子。事实上，这并不是真正的司法，与其说是司法屈从于民意，不如说是政治扭曲了司法。“司法战线”从属于 “政治战役”，泛政治化、“政治挂帅”影响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司法也不例外。
在法治比较成熟的社会，当独立的司法遭遇独立的民意，司法往往要坚持独立的品格，哪怕作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判决也在所不惜。除了著名的辛普森案，还有不胜枚举的很多例子，如焚烧国旗案。1989年春夏之交，美国最高法院以五比四判定：在公众示威中焚烧国旗属于受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表达自由”保护的行动。而当时的民意调查表明，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希望用法律来保护国旗。几年后的另一项盖洛普(Gallup)民调表明，五分之四的美国人不认为焚烧国旗属于宪法保护的 “表达自由”范围。但民意并非不能影响司法，只不过是通过另外的、间接的渠道——陪审团、法庭之友、选举法官 （虽然所有的美国联邦法官是任命制、终身制的，但很多州的法官是民选的）、选举议员、新闻自由、游行示威等等。
法律主要通过议会民主来体现民意，体现民众的价值偏好或利益的平衡；但司法是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司法推理和民众的日常思维有所区别。法律人耳熟能详的1608年英国普通诉讼法院首席大法官柯克与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对话，正体现了这一点：“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处理好的，更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民意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可以尽情展示——从议会上的争吵、走廊里的游说，到媒体上的宣传、街头的喧嚣——但在适用规则解决纠纷的时候，更需要忠于规则的法律人的冷静和理性，需要剧场的仪式、程序和威严，而不�**愠∩厦褚獾募で椤Ｋ痉ǖ墓枰门姓叩闹辛ⅰ⒊坏牡匚唬痉ㄈㄗ钪匾钠犯裨谟谄涠懒⑿浴Ｋ痉ǘ懒⒆钪找蠓ü俣懒ⅲü僭诓门邪讣辈坏懒⒂谡惩盘濉⒘⒎ɑ亍⑿姓兀懒⒂谏霞斗ㄔ骸⒎ㄔ骸傲斓肌焙推渌ü伲惨懒⒂谛挛琶教搴兔褚狻６懒⒌摹⒏咚刂实姆ü僭诔て诘乃痉ㄊ导心芄晃炙痉ǖ墓蜗螅佣妹裰诘男湃巍Ｕ庋环矫婵梢约跎倜裰诙跃咛灏讣等浪模硪环矫婵梢栽銮棵裰诘姆梢馐丁⒊绦蛞馐叮患词鼓掣霭讣呐芯鼋峁朊裰诘脑て谙嚆＃鲇诙运痉ㄖ贫鹊淖鹬睾投猿绦蛘宓男湃危嗣且苍敢饨邮芘芯鼋峁７粗痉ㄔ讲欢懒ⅲ屠肴嗣裨皆叮嗣蔷驮讲幌嘈潘痉ǎ佣阆蛴谕ü渌溃ü叵怠⒔鹎⑷Α⒂呗郏┯跋焖痉ü獭＝】档乃痉ㄖ贫然崤嘤】档拿褚猓徊唤】档乃痉ㄖ贫然嶙躺唤】档拿褚猓谡嬲枰悸敲褚獾氖焙蛩词佣患⑻晃拧�
在某种意义上，贴近民众成为中国司法的一道特殊的景观：着重调解，田间地头审判，上门服务，庭审直播，“做人民满意好法官、做人民满意好法院”，等等。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中的冯法官的形象历来被人们所赞扬。但在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民众告状难、诉讼权利得不到保护、判决缺乏说理性等现象，不由得使人迷惑。当不独立的司法遭遇不独立的民意，问题就复杂多了，如同置身一个曲径分叉的镜城，要在自我、影像、影像之影像的纠缠中突出重围，确非易事。
1997年，河南郑州公安干警张金柱因交通肇事逃逸一案被判死刑，他说自己死于记者之手。此话部分不错：按照刑法的规定，交通肇事罪是不可能被判死刑的。就在此案不久之前，河南另一地区发生一起情节大致相同的案件，犯罪人最终被判刑两年半。但记者真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之后的刘涌案引起的关注更大：2002年4月，刘涌被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非法经营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行贿罪、妨碍公务罪、非法持有**支罪等多项罪名一审判处死刑。2003年8月,刘涌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死缓，于是舆论大哗。最高法院之后提审该案，速审、速判、速杀，于是人心大快。张金柱案和刘涌案都引起了一些争论，是“媒体审判”、“舆论杀人”，还是正义终于得到了实现？
表面上看，民意对司法施加了不当的影响。很多民众不懂得法律的专业概念和司法的推理逻辑，“杀人偿命”原始复仇观念占据上风；强烈的道德义愤压过了司法本应具有的理性。在刘涌案中，民众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无效”这种理论——更准确地说，并非不能接受这种理论，而是不能接受这种理论首先用在一个黑社会头子身上。在群体心理学的作用下，对正义的关注往往导致非正义的结果。
实际上，在目前情况下，舆论还远远没有强大到足以杀人的程度。张金柱的话只对了一部分。决定这些热点案件的结果的，不是该案件的法官，也不是关注该案件的民众，而往往是那些拥有权力的匿名者。权力腐蚀了司法，民意最多是个催化剂而已。2005年的樊建青案（山西小保姆樊建青杀死退休人大副主任郭随新，被判死刑）和王斌余案（农民工王斌余讨要工钱无果连杀四人，被判死刑），民间反对判处死刑的声音不可谓不大，但最后都没有能够挽回二人的生命。可见，民意并不会自动起作用。
在另外一些案件中，比如崔英杰案（小贩杀死城管被判死缓）、许霆案（恶意取款原审被判无期徒刑），民意对最后的判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案件结果更人性化，也更符合法律的精神。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两个案件不仅仅是民意的胜利，也是司法的胜利——尽管从根本上说，在制度层面，距离民意的胜利和司法的胜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随着社会空间的扩大和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的参与精神和责任意识越来越强，对案件的关注和讨论也将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成熟。在一些热点案件中，网络媒体的关注和民间的维权活动，起到了一步一步引导司法公正的作用。在对具体个案的关注中，在公开信、签名与网络回帖中，在律师、记者与知识分子的维权行动中，逐渐形成了具有法律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公众。同时，随着法制建设的发展、社会的规则化程度的提高，法律共同体也逐渐形成，对规则、程序、司法的理解也更深入。唯有法律精神的复兴、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不断反思的言论实践，司法才可能走向独立，民意才可能走向理性。
转载于《经济观察报》
滕彪/文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师）
